●刘半农是个聪敏人物，鲁迅称他为“上海来的才子”：点子多，头脑快，什么都来得一手。
大凡一个历史上可观的群体，总得有那么一位风趣人物。不然这个运动，这个时代，也就太沉闷了一点。后代的好事者如我，也就少了可写的野史逸闻。
风趣人物，并非仅作小丑，他们有其他功绩，其他特点。例如，五四人物中的刘半衣，既是滑稽生动，亦庄亦谐，又是作扎实学问的学者，其认真下苦功夫，五四时代少见。
这样一个人物留学欧洲，会有什么故事？
刘半农的一生，永远有故事。他原本没有读过大学，从常州中学毕业后，做过一些杂事，1912年，二十岁，到上海“作文化人”，参加新剧团，又演又编，发表小说，几乎每一篇都开出一个新名堂；又弄翻译，无所不译，尤多侦探小说。某些早期译著，后来连刘半农自己都否认出自他的手。
1917年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“我之文学改良观”，率先支持文学革命，影响很大。同年，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预科作国文教员。可能是蔡赏识他，想让他补上正式教育，1918年，北大上报教育部，保送刘半农到英国留学。
此时，刘半农却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闯将：1918年3月与钱玄同合伙演出“王敬轩双簧案”，给“白话文”运动添了几分戏剧色彩；5月与胡适周作人发起成立北大“小说研究所”；该月又发起“收集歌谣”，蔡元培支持，发文全国，成为郑振铎钱玄同等人现代“俗文学”研究的先驱者。总之，国内每天有大事做，新文化运动的确也少不了这位台柱。北大没有想到这位中学教员远比大部分大学教授更活跃，于是向教育部申请延期。
到1919年，五四运动发生，大事更多，刘半农也更忙。游行当日，“坐守北大指挥部”，组织社会支持；该年11月，与胡适周作人等提议《新式标点符号》，为现代汉语提供了最基本的工具。教育部却不让北大再延迟。所以刘半农是被“催赶出洋”，也是中国留学史上难得的例子。
临到启程，还会出事：昔日上海滩文友在“小有天酒家”宴送，昔日同为《礼拜六》、《紫罗兰》主要撰稿人的，都来送别。席间行酒令，背诵的诗句里满是卿卿我我旧词藻。刘半农忍不住了，说“真是鸳鸯蝴蝶小说”。主人们对刘半农的“忘本”很不高兴，反唇相讥，不欢而散，旧派小说从此在文学史上有了一个至今未变的固定名称“鸳鸯蝴蝶派”。
刘半农在伦敦大学院（UniversityCollege）语言学系就读，进了语音实验室，学习各种实验操作方式，仪器设备。比他稍晚到一些的傅斯年，意气飞扬，贪多务得，想“尽收西学”，刘半农看来从无如此野心。
原因之一，是他的明智。作为中国最早的新诗人之一，他自己很想研究文学，至少兼读文学。他自己说，“一到国外，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”，马上决定“专重语言学”。又发现西方语言学，活语死语要弄上十年八年，于是更退一步，“侧重”语音学；再后退一步，专攻实验语音学。他后来自称他的留学策略是“退避三舍”，“野心不能太大，太大仍不免逐渐缩水，不如当初就把自己看的小些，即在小事上做水磨功夫”。如此，中国固然少了一个可能的陈寅恪，但是也可能免了又一个傅斯年——我这里没有比较各人成就的意思，傅斯年一生的成就可能远超过刘半农，刘半农可能根本不是陈寅恪那样的材料，我说的是在原有基础上，如何从国外留学得益。
原因之二，是他依然把国内文化界视为他的战场。人离开了，心没有离开，声音也没有离开：他依然不断卷入论战。提倡标点符号也会惹事，惊叹号（！）被人称为“外国舌头”，文中用之，即成“亡国之音”1920年8月，在《时事新报》发文，提出汉语应当添加“她”字，引发一场大争论。一时国内报上都是《难道刘半农错了吗？》《刘半农不错谁错？》弄得刘半农之名，比他在国内时还响亮。鲁迅十多年后回顾，称赞“的确是大仗”。
野心不大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刘半农有家有小，在国外生活很不容易。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亲戚无法在刘出国期间抚养他的家小，刘半农决定全家到伦敦。不料在伦敦又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取名育伦，育敦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五口之家。刘妻文化水平不高，不懂英语，因此一切外务，包括购物，要刘半农处理。留学生活，与在国内时之丰裕，对比太大。在伦敦期间，刘的学术活动依然活跃，写诗就情绪泄露无遗。《1921年元旦》这首诗，副题“在大穷大病中”；《稿子》一诗，说是从（英国？）编辑那里拿回退稿，外面黄昏的街上下着雨，“冷水从帽檐上，往下直浇”，回到家，妻病孩子饿，“最后一寸蜡烛昨天已点完！”1921年5月号《新青年》，刊登刘的近作《伦敦》一诗，副题竟是“一首昏乱的诗！”。把伦敦写成“墨黑的一个雾窟，黑蜮蜮的一簇，钻着，钻着”。在伦敦写的诗，少不了冻、饿、病、穷、看来对伦敦一无好感。
但是刘半农有个能力，即把叹穷只限于直吐胸臆的一类诗。他在伦敦做的小诗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想必是思念家国之作，后来成为传唱几十年的情歌。另一首思乡之作《一个小农家的暮》，已经是中国现代诗选中常见的名作。1921年初从伦敦寄给周作人拟民歌集《瓦釜集》，用山阴方言写诗，被赵景深誉为“中国的罗伯特·彭斯”。这倒是中国诗人的传统：白居易，李商隐，柳宗元，范仲晏，甚至杜甫，都是换一个诗体，换一个心境。他甚至“收集民歌”到国外，把Leland记录的下层华侨的《洋泾浜歌谣》翻成中文。此举极为大胆，需另写一篇文章。
此时正是一次大战后不久，德国法国两败俱伤，通货膨胀，货币贬值。而英国经济状况较好，生活水平高，除非陈源徐志摩这样的富家子弟，都感到拮据。固定的留学金，到德法生活就相对容易些。20年代初不少留英学生，终于转到到巴黎柏林，此为一个重要原因。刘半农就在1921年夏天转到巴黎大学。生活还是困难。赵元任夫妇曾到巴黎看望，刘半农有点不好意思，说自己家是“化子窝”。赵元任要照相留念，刘半农就叫儿子趴在地上，作乞讨状。此种发噱事，也只有刘半农做得出来。
当然，刘半农自己的语言能力，是转学的条件之一。法国“国家博士”答辩，是出名的困难。记得曾听过钱钟书先生描写他通过“国家博士”的情景，无怪乎刘半农答辩国家博士，“气氛紧张”，考了七个小时，结束时，刘半农已精疲力竭，由朋友搀扶出场。
刘半农是个聪敏人物，鲁迅称他为“上海来的才子”：点子多，头脑快，什么都来得一手。但是，他也是个学习上极其专精，务求甚解的人。实验语音学，本不是他的选择，一旦进入这门枯燥的学问，一样劲头十足。1921年，才留学一年，刘半农已经向蔡元培提出《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》，1924年出版《四声实验录》，回国后，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，把自南北朝以来历史悠久的中国音韵学推进成现代学科。1934年，刘半农不幸染回归热而亡故，年方四十四，就是因为远道去绥远塞北，调查语音，绘制雄心勃勃的《中国方言地图》。
五四一代，大学者不少，做此种技术性学问，而且如此专心者，尚不多见。中国文人，向来以四体不勤为正宗，摆弄机械的能力，总是较差。至今中国作家诗人的电脑操作能力，低于知识界的其他部分，可见此病，根子久远，要改也难。刘半农“半路出家”，而且是逼上梁山，却弄得如此津津有味，同时又照样舞文弄墨，诗人本色，时不时在文坛弄出点有趣的风波。
鲁迅悼念刘半农，当时人品评刘半农，说他“浅”。鲁迅为刘辩解，说“浅如清溪”，依然承认刘半农“浅”。我个人认为，没有必要违心地作出深沉相。五四那一辈，认真者往往顶真过分，潇洒者，又往往难有所成。像刘半农这样的人物，确实难得。王瑶先生评刘半农，说刘半农的成绩是“切切实实”。我认为是确论。
本文标题，抄自胡适挽联，其上联是，“守常惨死，独秀幽囚，如今又弱一个”，把刘半农的历史地位比之于李大钊和陈独秀。说过头了吗？我认为没有。不过我情愿避免讨论这个刘半农会摇头的题目，只抄一下一个同样的风趣角色吴稚晖的挽联：
还赖人偏要早死？
倒霉国实在伤心！
